閒話「民主集中制」

家倫校搞

民主集中制,這列寧的建黨學說,是四句話:「少數服從多數,下級服從上級,個人服從組織,全黨服從中央。」句句強調「服從」。總之是個人對別人要服從,這裡邊沒有尊重個人的意思。而群體是個人組成的,不尊重個人,就是不尊重所有的人。民主集中制發展到極點,就是公開要求人人做黨的「馴服工具」。

民主集中制這四句,有三句是語意重複的。「下級服從上級」和「個人服從組織」不是一回事嗎?有這兩個服從,不就是服從中央了嗎?這是在語意上犯了概念重複的邏輯錯誤,因為不是並列概念。至於「少數服從多數」,好像有點民主的意思,其實這個多數也是已經服從了上級、服從了中央的多數,是按照「惟上」而形成的多數。所以,在一般情況下所謂「民主」是形式主義的,假的,虛幻的。

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,民主集中製作為建黨學說,列寧提出已有百年。已是「從來如此」了。作為紀律觀念,認為理應如此。可是,魯迅先生說過「從來如此,難道就對嗎?」這樣反覆強調上下級之間的服從的關係,而不是平等的關係,和封建時代的等級關係,即三綱五常,區別何在?皇權專制,時間漫長,更是從來如此。這已經成為我們的文化傳統,大家習以為常了。國際共運從西方傳來的「民主集中制」,和我們的文化傳統,一拍即合。引進這一觀念,沒有任何障礙。這種等級觀念的組織原則,在實踐中凌駕於天理國法之上。

舉個例子:一次中央全會,舉手通過「劉少奇是叛徒、內奸、工賊」「永遠開除出黨」,只有一位陳少敏老太太沒有舉手。據說她是裝著睡著了。這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典型的例子。中央已經給劉定性,理所當然下級服從上級、個人服從組織、全黨服從中央。舉手表決是體現一下民主而已,「多數」已經服從上級了。「少數」只有跟著服從,所以大家都舉手。劉少奇同志是國家主席、黨的副主席。後來他被迫害致死。毛身後,文革結束,劉得以平反。這個冤案的形成,沒有違背「民主集中制」,而是運用了、體現了「民主集中制」的。當然,這裡的「民主」一詞應加引號,因為實質上找不到民主的影子。

幾十年來,人們讚揚陳少敏的無私無畏、高風亮節、保持獨立的人格,真是了不起!因為,在這樣嚴肅的關鍵時刻,睡著,是不可能的。但她這樣做,不是對「民主集中制」要求服從的否定、抵制和批判嗎?

實踐證明,有了民主集中制——這下對上的四個服從,一個人就可以把黨玩於掌股之上了!

上世紀之初,「民主集中制」開始提出時,遭到許多政治家、思想家的反對。但列寧要建立一個有鐵的紀律的革命黨,還是堅決把它作為建黨的原則。他的老師普列漢諾夫說:「他聰明、頑強,但不講道德。」即作為政治家不講政治倫理。說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教育好自己的這個學生。

當集中的權力形成,有了專政的格局之後,沒有人敢對所謂「民主集中制」說「不」了。值得思考的,這個制度在實踐中所起的作用是什麼,它所營造的是民主監督還是集中專斷? 「民主集中制」四句話,最明顯的是少了一句「多數尊重少數」!

人類社會的發展中,如同一場馬拉松長跑,跑到前邊的人,總是少數人。否定少數,常是否定先進,反對進步;打擊少數,常常是反對真理和正義——因為真理常在少數人手裡。 太陽每天從東邊出來,從西邊落下去,億萬人民都看到太陽圍著地球轉,地球似為太陽的中心。哥白尼忽然說「不」!他說地球是圍著太陽轉的,即提出「日心說」。羅馬教庭認為他離經叛道,判了死刑,把他燒死了。300年後,教庭為其平反。這說明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。少數作為先行者,常為當權者所不容。

專制主義最需要的是「服從」,最反對的是「自由」。而社會進步最需要的是人的解放,人的自由。人的自由的程度是社會發展程度的標誌。建立一個「自由人的聯合體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。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迅速,根本原因是人民相對擺脫了人民公社、計劃經濟的束縛,可以自由地放開手腳幹了。但在政治上,改革滯後,仍是以「服從」限制自由,以「一元化」「輿論導向」「核心論」,希望維持一時的穩定。實際上,「穩定壓倒一切最後可能把『穩定』也壓倒了」。(任仲夷語)社會長治久安只能寄希望於「自由」和「民主」。「壓」,不是辦法,會適得其反。

社會還是不斷進步著,市場經濟先天培育著民主意識和自由之思想。其實,我們的憲法,早提出了「權力屬於人民」的概念,但是,還沒有實行。近些年,提出「以人為本」,這是要以「民本位」代替「官本位」的意思。無疑,這是符合時代潮流的。

南通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反覆討論,對「南通精神」也概括出八個字來:「包容會通,敢為人先」。這一標榜、這一訴求和民主集中制的四個服從是什麼關係呢?

「敢為人先」者,當然是少數,少數如果總是服從多數,當然也就「先」不起來了。「包容會通」的前提是肯定了思想的「多元化」,這才出現要「包容」的問題。這是蔡元培先生辦北大的「兼容並蓄」原則,也是一切民主法制社會的通則。而強調、「下級服從上級」「個人服從組織」也就談不到「包容」了。由此可見,此「南通精神」的倡導和民主集中制之間是有點矛盾的。

「包容會通,敢為人先」的提出,反映了社會的進步。大量歷史事實證明,不如此,而一味遵循「四個服從」,會形成什麼局面呢?

建國之初,先進的知識分子提出一些先進的思想,如馬寅初提出「人口論」,主張計劃生育;孫冶方提出市場經濟的理論;楊獻珍提出「合二而一」對毛澤東的「一分為二」作補充;梁漱溟提出關心農民的問題;胡風主張寫「精神奴役的創傷」,針對千年專制奴役以進行啟蒙;李達在大躍進啟動時,及時提出頭腦不可發熱……現在看,都是智者提出的科學的概念,均因為缺少「包容」,有違上諭,沒有「下級服從上級」,違背民主集中制而受到迫害。有的長期關押;有的家破人亡;有的下放勞動改造;有的從肉體上被消滅了。 上世紀50年代連續不斷的這些大批判,都是抓住「敢為人先」者,而要堅持四個服從,沒有絲毫的包容。20年後,都平反了。證明一個個都批錯了。從平反的情況看,找不到一個是批得正確的。何以致此?因領導人的錯誤,有「民主集中制」的保駕護航。

這些教訓的產生看來都沒有違背「民主集中制」,反而是借助「民主集中制」的。例如周恩來對馬寅初說:「你比我大十多歲,我一直視你為長兄。這一次你一定要聽我的,檢討一下!」馬寅初說:「應檢討的不是我。」以周的學養和智慧,他難道看不清個中是非嗎?問題是他要遵守黨的「下級服從上級」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(實是君為臣綱)。奈何!馬拒不檢討,即拒不執行「服從上級」「服從中央」的原則,遂被軟禁20年。這是嚴肅體現「民主集中制」四個服從的原則,是沒有包容造成的。

看來民主集中制,又不僅是少一句話的問題,麻煩在於到今天它仍是黨的政治生活的準則。黨仍是「列寧的黨」「革命的黨」。中山先生在北伐誓師大會上說:「這是一場革命戰爭,我請大家暫時獻出自由。」在革命戰爭之中,難免要強調「服從」。中山先生用了「暫時」兩個字,清晰而準確!我們到今天還沒有走出這個「暫時」,還沒有從「專政」轉入「憲政」。

現在我們正強調要加強黨的建設,這就需要對「民主集中制」作出新的、科學的解釋。使它可以真正體現出有「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」。至於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」,是靠不住的、不宜相信的——因為世間沒有神。

什麼時候可以把「民主集中制」的四個服從換成一個服從,大家服從憲法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?這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?這可以說是科學的發展觀吧? 作為個人,陳寅恪先生提出「自由之思想,獨立之人格」。這是有利社會進步的觀念。但常和「專制主義」碰撞。什麼時候這句話能為人們所掌握,社會就上了一個新的台階。

2010-4-.2(轉載自「交流文稿」第二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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